介紹
本篇筆記自講座 台灣政治劇劇本編寫：格局與包袱 (從「國際橋牌社」談連續劇腳本寫作)
講者
講者：李志薔（國際橋牌社 編劇）
與談人：汪怡昕（國際橋牌社 製作人 及 導演）
內容
第一階段，開場李志薔編劇詢問大家一個問題，是否注意到過去的影劇劇本都是一次做了40多集，而最近開始有精簡的狀況？
原因探討下來，過去因為成本的考量，每次劇本的編輯都是成本。然而因科技技術的改變，觀眾觀看影視時間變得碎片化，無法追上觀眾的需求，只好被動的改變。
李志薔編劇，同時具有作家及導演等各種身份，從台灣影視的現狀開始探討。台灣的影視近年的製作成本經費遠低於鄰近國家，而拍出效果落後許多。而觀眾習性的改變也推動著台灣影視生態的改變。
政治劇本生具有對觀眾的獨特吸引力，而台灣作為華人地區相對政治議題較為自由的區域，將具有獨特的優勢。然而政治劇本身帶有的包袱，以及劇本編寫難度，作為影視人該如何面對各種挑戰。
而第二段，由國際橋牌社導演 汪怡昕，分享各種對台灣影視的看法，包含影視商業化的重要性如何影響著影視生態鏈的各種環節。並且也分享了國際橋牌社製作過程的各種點滴。
目錄
台劇的現狀
開發一個故事的劇本成本極高，包含各種角色及故事甚至是場景的設定。台灣影視過去為了降低成本而往往一次拍了最少20集以上到40多集或更多。
然而，因為影視觀看習慣的改變，已經由被動在電視機前面，變成主動找尋自己要的內容。台灣的各個電視台雖已意識到這些問題，目前目前依然嚴重落後。
台灣某電視台提到，在影視的採購展上，A區的歐美影片每集售價都在30萬美金起跳。而台灣影片因為能做出的品質限制，往往被放置在展覽C區，每集的售價從1~2千美金喊價，只能賣到5千美金。
過去，在2000年到2011年，台灣偶像劇有過一段輝煌的日子，容易外銷。然而在2010年後急速下降，每個偶像劇的結構過度雷同而降低競爭力。
而週邊的國家已經改變了影視製作的單位成本，進而到影視的質變，而追上觀眾的需求。
台灣鄰近地區影視的製作成本
已2016年的資料來說，周邊各國的一小時戲劇成本。
日本: 1973萬 台幣
韓國：：1738萬 台幣
中國大陸：736萬 台幣 （大戲 3000萬以上）
而美國的影集，每集成本在1到5億。著名影集，如權力遊戲的每集成本，甚至到了15億台幣。包含後製成本，著名演員的聘請，製作人員的聘用。皆為台灣影片目前無法追趕。
台灣影視的製作成本
在台灣的影視每小時成本大約在216萬台幣，而有的影視甚至低到不到100萬台幣。電視台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，然而，若把成本提高至國外水平，成本卻可能面對無法回收的窘境。
目前以2019比較成功的影片，如“我們與惡的距離”，成本1集430~470萬台幣，才能達到一定水準。
台灣即將出現的國家隊
台灣其實不乏優質影視人才，然而缺少子彈。近年，文化部嘗試開啟了“國家隊”的構想，先以公視培養幾部作品，進而帶動整個影視生態。每集預算增加到2000萬台幣。
幾部進入國家隊的影片。如
斯卡羅：取材自歷史小說。描述1867年，墾丁的原住民第一次與美國商船接觸，甚至產生戰爭。國際上第一次注意到清朝週邊的小島，而讓台灣進入了國際視野。本片製作上的其中一個難點在於許多場景已不存在，需要大量的特效及動畫，需要一定的資金支持。過去台灣電視台，因為無法有足夠資金支持，而此類影片，只能停留在想像階段。
天橋上的魔術師：取材自作家吳明益的小說。裡面的場景，為了搭中央商場的天橋，便花了8千萬台幣。而另外需要1千多個場景需要特效製作。
火神的眼淚：台灣第一個拍消防員的故事。內容也需要許多特效的製作。
台灣在政府及業界都在做各種嘗試，幫助台灣影視突破困境。
2020台劇的爆發
2019年，台灣因為受限於影片製作成本，只有如“我們與惡的距離”一片，做出了足夠高的品質，而金鐘獎許多獎項都落在其上。
然而2020年雖受新冠肺炎影響，卻依然爆發許多優質影片。需多金鐘講的獎項，得以被分配。
如：Netflix投資的【誰是被害者】，【罪夢者】。福斯集團投資的【想見你】，福斯集團及三立共同投資的【用久柑仔店】。在FriDay平台播映的【國際橋牌社】，HBO與MyVideo合資的【做工的人】。
可以注意到，幾乎除了公視以外，沒有其他的電視台，大多是OTT串流平台投資。因為科技造成觀眾觀看特性的改變，讓OTT平台成長，而平台也願意花足夠成本支持高成本影片。這個現象大幅改變了影視生態鏈，讓原來不可能拍的片成可能。
以【誰是被害者】來說瀚草影視是在一開始沒有電視台甚至Netflix投資的狀況下，先將影片拍出一定品質，再賣給Netflix。而對於Netflix，希望平台上有獨家的優質影片，而吸引用戶訂閱平台。因而願意出高價支持優質影片，如1千多萬。
而【罪夢者】則是一開始便完全由Netflix投資，據說在1千5百萬左右。
而【國際橋牌社】如【誰是被害者】類似，雖然一開始有些政府補助，而卻需先做出一定的水平，在進而找到FriDay平台做播映。
未來台劇的發展可能方向
近幾年台灣影視的生態，除了OTT平台的發展加速了投資以外，台灣也因為較為自由，成為了外銷往東南亞等地區的影片製作較有優勢的地區。
而台灣卻也需開始挑戰這種不同的類型影片，如一些本身就對觀眾有吸引力的類型。
如刑偵/警匪片，恐怖/奇幻片，政治劇，職人劇。
而這些類型的影片也因製作成本提高，讓製作的可能性提高。
政治劇作為台劇的一種類型方向
在各種不同的影視類型來說，政治劇是否對台灣來說有獨特的優勢。
政治劇的吸引力
一些海外政治劇Netflix的開台之作【紙牌屋】，6集打響了政治劇。而日本的【Change】亦是優秀作品。而韓國的【南山的部長們】，甚至是直接使用真名來製作影片，將韓國的白色恐怖或軍事恐怖的故事直接上演。
這些政治劇與目前台灣相比，的確是走在前端。而政治劇，本身以具有固定觀眾族群。包含一些歷史事件。如尹清楓命案，是台灣許多人想拍的題材，不只是事件的發生，包含各種角度其前因後果，都是吸引觀眾的主題。
政治劇還可能涉及到許多人物的鬥爭，國際社會的互動，一些人性善惡等。本身這些元素便是吸引觀眾的影片的重要元素。然而台灣卻似乎在【國際橋牌社】之前沒有看過能見度的政治劇。
華文社會的政治禁忌
台灣在【國際橋牌社】之前沒有看過能見度的政治劇，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因為華人社會的政治禁忌特別嚴重。
在歐美很早就有政治劇了，透過戲劇去批判一些政府政策，或描述歷史，非常平常。
而華人社會，如中國大陸地區，目前因治理方式，影片皆需要審批，是不可能拍此類劇型。香港是商業社會，卻也擔心碰觸政治和避免此類影片。新加坡地區，以政治領域來說，亦不開放。
台灣地區，走過戒嚴時期的封閉式政治，而到了現今的民主自由開放社會。應該是夠成熟來做這政治劇的製作，是個成熟的時機。
台灣政治劇的優勢
政治劇來說，台灣雖然沒有過經驗。然而台灣的影片製作能力，以【誰是被害者】來說，在韓國及亞洲各地區得獎，也肯定了台灣製作影片的能力。起初，也有許多人質疑台灣的環境是否能拍出刑偵片，然而【誰是被害者】卻是成功的。只要想法足夠，一步步打造，依然能拍出水準。
開始有人跨出台灣政治劇類型的第一步，便有可能代表走出新天地。
包含台灣是華人社會民主社會最成熟的地方。透過疏爬台灣的民主發展史，雖然會有不同的聲音意見，卻可以深化對台灣的價值及共識。
透過政治劇，亦可作為歷史的提醒及補充，幫助台灣新一代年輕人對台灣歷史的認知。
作為台灣首次的政治劇-國際橋牌社
台灣的政治及歷史有許多個階段及角度。而像是尹清楓命案，野百合事件，廢除刑法100條等的政治歷史，雖然具有戲劇性，單作為戲劇依然不能停於表面。政治如何呈現及描述，需要許多的考察，以及觀的的疏理，讓影片同時具有戲劇性及觀點描述。
以【國際橋牌社】來說，年代放置在1990~1994年，因為這是一段台灣轉向民主畫的關鍵時刻。從野百合事件到李登輝接任總統，開始有國是會議，而第一季停留在1994年陳水扁選台北市長。
以這部影片來說，事件發生的結果並不重要，因為已經是眾人皆知。重要的是在既定的事實內，該描述出事件背後的觀點。如李登輝開啟了“寧靜革命”，然而表面背後並不寧靜，有需多的權力取捨及拉扯。
而影片的規劃題材包含了政治，情感及人性的衝突。
像是媒體生態一直是影響了大眾的觀點，然而卻常與道德良知監會做拉扯。
或著轉型正義及國家認同的拉扯，甚至是在故事線外的歷史記憶，帶著互相不信任，長期的遺留，造成了對立。
另外像是政黨利益，國家利益，個人利益之間的糾結，常常身在其中無法分清。
台灣政治劇劇本編寫的包袱
包袱：面對許多質問
以拍攝【國際橋牌社】來說，拍攝起初便會被質疑目的性，以及是否有政黨色彩，甚至是否為特定人物造神。
而雖然被質疑，但透過未來不同觀點的討論，可以脫離出來。在未來，甚至可能是會有像【紙牌屋】這樣完全虛構的人物集劇情，而脫離這層包袱。
而目前的拍攝，的確存在一些使命感以及想要描述的觀點。
包袱：當事人存在，衍生的法律風險
另外的包袱包含當事人都有對應的真實人物存在，是否可以用真名，而是否會被告等。
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所有是被拍出來的影片，無論是拿傳記或史實編出，或再現，都不可能是100%完全真實，都是虛構，戲劇揣摩。很難完全避免問題。
而往往虛構的影響大於真實的。而電影及小說影響了世界。
然而拍的是真實歷史的東西時，是否可以虛構，該有什麼樣的責任，都造成了難處。
包袱：對歷史詮釋的責任
影片的拍攝，該需要多貼近歷史？
如三國志，是正史，描述較為一版一眼。而三國演義，完全是站在蜀漢的角度去描述，讓大家覺得蜀漢是好人，而曹魏是外人的形象。
當製作遇到類似的狀況，便需要特別的小心，因為影片影響力的巨大，該負起一定的責任。
而像【紙牌屋】這樣完全虛構的劇情，製作心理上便沒有這些包袱。
政治劇劇本的編寫難度
還原的難度
由於本片由真實歷史事件改編，每個人都有看的角度，對政治人物的看法，增加了劇本編寫的難度。
而由於對每個政治人物的看法，受到媒體及各種資訊的影響，會產生許多既定的看法而失真。
還原1990的難度，當時的資料皆沒有完善保存，以及各種物件甚至場景都已不存在。作為編劇，該為製作過程著想，無法重現。
貼近歷史，但虛構的空間多大？
戲劇要有戲劇性，人物需要有衝突對立。然而為事實該要貼近，該如何斟酌？如片中的黎清波的設定是正面人物，楚長青是反面人物。然而真實情況，人卻有各種面向，要如何處理人物的不同面？
如果虛構太多情節，是否被認為是毀謗或醜化？
雖然許多問題但【國際橋牌社】無疑是跨出了台灣政治劇的第一步。
補充
關於國際橋牌社，與談人：國際橋牌社 導演 汪怡昕
演講中提到的幾部影視
台劇
- 國際橋牌社
- 我們與惡的距離
- 誰是被害者
- 罪夢者
- 想見你
- 用久柑仔店
- 做工的人
海外政治劇
- 紙牌屋
- 南山的部長們
- Change